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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的故事

时间:2019-02-08 02:06 点击:
吉鸿昌被带出了国民党北平陆军监狱,站在雪地上,他捡起一根树枝,以枝作笔,愤然在雪上写下了这首气吞山河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从容就义,时年39岁。 在部

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得了重病,他便赶回家探望,看到父亲那依依不舍的眼神,知道父亲有话要讲,便说:“爹,您有啥话尽管说,孩儿一定铭记照办。”他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安眠啊!”吉鸿昌强忍悲痛,含着热泪答道:“孩儿记下了,请父亲放心!”

父亲病逝后,吉鸿昌即把“作(做)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写在细瓷茶碗上,交给陶瓷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他用卡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接着,他亲手把碗发给全体官兵,勉励大家廉洁奉公。当时的吉鸿昌只有25岁。

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的故事

自此,吉鸿昌就将那只写有“作官即不许发财”的细瓷茶碗带在身边一直跟随他走南闯北。

1921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用一所破庙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吉鸿昌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校”。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在部队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

“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0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参加讨蒋大战。

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的故事

左起: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介石派去进攻鄂豫皖苏区。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组织部队起义参加工农红军,但没能成功。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底,刚到美国,吉鸿昌就接连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毕恭毕敬。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写上:“I am Chinese!(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期间,吉鸿昌通过接受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谴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加入中国共产党,变卖家产购置枪弹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不久,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秘密赶赴山东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随即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置枪弹。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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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时的吉鸿昌

1933年6月,同盟军向日寇进攻,陆续收复了宝昌、沽源、多伦等地,并将日寇全部赶出了察哈尔省。这个胜利,极大的振奋了全国人民,但却激怒了卖国投降的蒋介石南京政府,他们竭力贬低同盟军抗日的战绩,并逼迫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接着,蒋介石又勾结日寇和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盟军在方振武、吉鸿昌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由于众寡悬殊,最后宣告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则到天津秘密领导抗日运动,继续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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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6月,吉鸿昌秘密与西安的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被法国工部局逮捕,随后被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1月24日,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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