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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打架还是朝天放枪?从组织学视角来看以色列外交部罢工

时间:2020-09-01 04:00 点击:
以色列外交人员罢工的核心就是薪水问题,其本质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他们期望在现有体制下获得更好的经济待遇,而财政部则成了他们“致富路”上的绊脚石。

2019年10月30日,以色列交部宣布暂时关闭其所有海使领馆,采取罢工行动向以色列财政部表示抗议。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财政部违背今年7月其与外交部签订的“协议”,改变过去几十年双方所达成的共识,因此以色列外交部将被迫关闭其所有海外机构,不再向公众提供服务,也不允许进入。
所谓“协议”是指以色列外交部与财政部就外交人员的财政制度达成的共识。之前,以色列外交人员在驻外期间,其官方客人来访开支可进行报销。但今年上半年,以色列财政部提出,这些费用应该从外交人员工资中扣除,并且按照40%的税率征税,由此引发外交部抗议。随后双方在今年7月达成共识,仍按照过去财务制度执行。然而,以色列财政部最近再次提出改变这一报销机制,由此引发了外交部工作人员的罢工行动。
事实上,这不是以色列外交人员的第一次罢工,2011年1月由于对财政部提出的涨薪方案不满,以色列外交部举行罢工,导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以行程受阻;2014年3月由于对工资普遍不满,以色列外交人员首次采取全面罢工行动,导致以色列全部驻外使馆关闭。
尽管罢工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是其吊诡之处在于外交人员罢工的对象并非雇佣他们的外交部而是财政部,而罢工开始之后,双方的唇枪舌战也颇有深意,引人关注。
一、罢工与甩锅的语言艺术
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色列外交人员罢工的核心就是薪水问题,其本质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他们期望在现有体制下获得更好的经济待遇,而财政部则成了他们“致富路”上的绊脚石。本来他们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喊出自己的要求,然而外交人员的职业素养让他们深谙话术之道,用冠冕堂皇的说辞掩盖了自己的目的。比如,以色列外交部在10月30日的声明中声称:“以色列驻外代表每天都在努力提高该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而财政部却在损害以色列外交人员的利益……不幸的是,除了关闭所有外交机构外,我们别无选择。”另外,以色列驻南苏丹大使古代尔说:“一直以来,只要是涉及外交部的一切费用,财政部的官员们都在腐蚀、削减和吞食。”
同样,在2014年的罢工行动中,以色列外交部工会主席Yair Frumer指责财政部说,“财政部正在向每天为国家未来而奋斗的外交官和以色列的外交事务宣战”。[1]言下之意,以色列外交人员为国家鞠躬尽瘁,而财政部却是国家的“蠹虫”。与之相反,以色列财政部在给犹太通讯社的声明中指出:“外交部工作人员必须像以色列其他公民一样纳税。外交部雇员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外交部工作人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拒绝缴税,是妨碍基本服务的行为。”除此之外,财政部指责外交人员为了维持他们舒适的生活方式,不惜牺牲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这是“可耻的”。 [2]
从你来我往的口舌之争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部门仿佛在自说自话,驴唇不对马嘴地辩驳对方,本该争取工资的外交人员在高喊国家利益,本该强调税收体制的财政部在指责对手拒绝履行公民义务。事实上,看似矛盾的二者都在同一逻辑上讲述了自身的诉求,换言之,这场充满火药味的嘴炮根本不是神仙打架而是装腔作势、朝天放枪罢了。
二、永不吹爆的“彩虹屁”
毫无疑问,以色列外交部和财政部都是一种科层组织,因此有必要从组织学的角度对他们的行动进行分析。组织学的制度学派强调合法性机制在组织行动中的重要地位。所谓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导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与行为的观念力量”。[3]作为科层组织的外交部,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其合法性权威是建立在理性-法理权威的基础上的,因此更加重视合法性机制,具体来说这种合法性就是国家利益。外交人员在罢工时愤怒地指责财政部正在从事损害国家利益的勾当,将自己的讨薪行动与国家利益相关联,显而易见是在为自己的罢工行动谋求合法性基础。财政部的反唇相讥也没有跳出这一话语体系,他们指责外交部工作人员是在谋求私利,这种说法的目的是要剥去罢工的合法性外衣,进一步指责外交部人员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样要履行公民义务,俨然将自己装扮成国家利益的卫士和公民平等的代言人。到这我们会发现,看上去是“神仙打架”的政治大戏最终却成了互吹彩虹屁的话术之争。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都要如此大张旗鼓,用冠冕堂皇的话语为自己辩护,直接表达合理诉求不好吗?
其实,我们在欣赏这幕政治轻喜剧的过程中忽视了另一个行为体——以色列民众——的存在,在外交部和财政部看来,以色列民众正是这部大戏的观众,他们的争斗不能缺少民众的围观。因为现代民主社会的运作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民主制度下利益集团公开活动,第二是利益集团谋取利益的行为需要更多的观众。以色列外交部毫无疑问是一个利益集团,外交部工作人员就是集团成员,无论是关于报销制度的争执还是加薪的要求,其实本质上都是利益集团对资源的争夺,正如前文所说,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获得合法性基础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而获得合法性的手段在于使用尽可能多的象征性话语掩盖私利动机,因此外交部和财政部都在围绕“国家利益”这一观念互相争执,为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性的外衣。
然而,以色列民众也并不那么容易被欺骗,彩虹屁也有被吹爆的可能,常年上演的罢工和政治斗争早已让他们擦亮了眼睛,但是即便如此以色列外交部和财政部的人们也并不担心把戏被揭穿的风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场政治大戏中以色列民众也是主角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社会学理论——戏剧论,他指出人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是通过表演进行印象管理制造某种形象,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持社会互动的关系。戈夫曼指出情境定义是表演的关键因素,所谓情境定义是指人对呈现的现实的概念性认识,通过控制他人正在形成的情境定义就能够影响别人的行为,进而使别人对自己产生好的印象,实现成功的表演。[4]从这一理论来看,实际上以色列外交部和财政部的纠纷中并没有观众,以色列民众也是演员之一,他们三者在西式民主制度和国家利益的语境下表演,维系着同一种情境定义,民众自然会配合表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同样处于民主制度之下。正如迈耶和道格拉斯所说,所谓制度就是共享观念和共享思维,即便以色列民众揭穿了骗局,指责外交部和财政部故弄玄虚,损害国家利益,也不会破坏这场政治大戏,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揭露在同一语境下强化了共享观念,在更高层次上再次强调了国家利益这一情境定义。[5]
三、无关政治的斗法
我们将视角转向以色列财政部,我们可以发现外交部工作人员数次罢工的矛头都直指财政部,此次罢工的导火索也是财政部推翻先前达成的协议。抛开阴暗的政治内幕,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色列财政部与外交部总是冤家路窄、拔剑相向。
此次罢工正值以色列大选纷争之时,因此显得格外刺眼。然而就目前的信息来看,此次罢工活动与当下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无关,仅仅是以色列外交部工作人员和财政部之间的矛盾,而问题的核心就是外交官的薪水问题。之所以说与当下政治环境无关,是因为目前罢工活动并非由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控制和左右,甚至罢工期间,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在上班途中被罢工者堵截而无法进入外交部办公。另一方面,以色列财政部长Kahlon在财政部内部威信很低,他曾经抱怨自己百分之九十八的政策都没有被执行,以至于产生了辞职的想法。[6]
由此来看,两个部门长官对此次罢工并没有太大发言权,因此很难说此次罢工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另外,尽管历次罢工中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都面临极强的外部压力,但历任外交部长对外交部的罢工行动都无能为力。比如在2014年的罢工行动中,外交部长Avigdor Lieberman不得不请求前法官Steve Adler协助调解外交部工作人员与财政部的矛盾,并不断指责外交官,认为外交官们的行动已经受到了国民的谴责。[7]总而言之,此次罢工是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例行公事,而与目前以色列内部的政治局势无关,换言之,外交部罢工并非政治问题,而是文官体制内部的运作问题,是一种组织学现象。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财政分配不均的问题。正如以色列时报所说,尽管2014年的罢工活动使得以色列外交部员工实现了涨薪,但是外交部的预算却以每年13亿谢克的规模被不断削减,与之相比,其他政府部门在过去二十年间预算从没有被削减,反而翻了一番。由此可见,以色列外交部与财政部之间的斗法此消彼长,紧张关系却从未消失过。
四、信号机制与自发性罢工
以色列财政部与外交部作为政府中平行的两个部门,其权力关系使他们互不从属,但是由于以色列财政部掌握了财政报销和薪酬管理的权力,它实际上可以掐住外交部命运的咽喉。法国学者克罗齐埃在论述科层现象时指出,在科层组织中存在许多平行关系,其中一些部门往往会因为占据某一战略地位,而在解决问题时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以此要求过分的特权。[8]面对以色列外交部对自身的指责和罢工的喧嚣,财政部需要借此向外交部宣示权力,因此财政部一次又一次制造的紧张实际上是在用非正式手段敲打外交部,而这恰恰反映了制度下的矛盾。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之下,外交部和财政部之间的纠纷可以通过合法方式,在结构内部解决,这符合制度环境的要求,然而一旦政治制度出现故障,效率目标将与制度要求发生矛盾,组织内部运作与组织结构就会发生分离,组织将不再依靠硬性的结构,而是依靠非正式的方式施加影响。财政部与外交部长期处于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中,面对这种紧张关系,财政部怡然自得,因为主动权掌握在财政部手中,他们更愿意依托这种紧张关系,运用非正式方法影响外交部的行为,这在中国被称这种方法为“上眼药”“穿小鞋”。
进一步而言,以色列财政部的行动反映了信号机制的作用。所谓信号机制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某些情形会产生一种激励,使拥有信息的一方愿意发出信号,提供有关信息,获得更好的报酬。斯宾塞指出,信号成本对不同类型的人是不同的,高能力的人具有较低的信号成本,但是如果信号成本过低以至于每个人都能发出这种信号,那么信号就是无效的。[9]显而易见,以色列财政部通过薪酬和报销等财务制度的管理向外交部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其意义在于获得外交部对其地位的认可与屈服,而这一信号对财政部而言成本极小,而对外交部而言则难以接受,因此引发了外交部工作人员的“无能狂怒”。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此次罢工的特殊性。之前的罢工均是外交部工作人员要求涨薪等原因,但是为何此次仅仅因为财务制度的转变就引发了一次罢工?答案仍然在官僚机制内部,我们知道外交部工作人员在薪酬和财务监督方面受到财政部的掣肘,如果将这一关系视作垂直关系的话,此次外交部人员罢工颇有古尔德纳所说“自发性罢工”的意味,古尔德纳认为自发性罢工往往发生在管理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尤其是监督由松散变为严苛时。此次外交部罢工正是源于财务制度的趋严,古尔德纳指出“以往监督者权威的理性是由于赞同‘随意的习惯做法’,而不是管理者根据管理要求而行使严格的监督”,由此来看财政部改变报销规则,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足以引发一次新的罢工。[10]
总而言之,从组织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待此次罢工行动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次神仙打架颇有隔空放枪的意味,双方吵得一塌糊涂,但实际上吵架的内容并非症结所在,不触及实质的嘴炮将永远不会导致问题的解决,因此这种政治争斗还将频繁上演。归根结底,如果以色列财政部与外交部无法实现根本的制度性和解的话,恐怕“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佳话只能是镜花水月。
(殷金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

[1] , ,23.3,2014,网址:https://www.haaretz.co.il/news/politics/1.2277182,上网时间:2019年11月5日。
[2] Ben Sales, “All of Israel’s embass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on strike,”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October 31,2019,网址:https://www.jta.org/2019/10/30/israel/all-of-israels-embassies-are-on-strike, 上网时间:2019年11月5日。
[3]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4] [美]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3页。
[5] 同注释1,第134页。
[6] Toi Staff, “Finance Minister Moshe Kahlon plans to quit politics after elections-report,” 15 September 2019,网址:https://www.timesofisrael.com/finance-minister-moshe-kahlon-plans-to-quit-politics-after-elections-report/上网时间:2019年11月9日。
[7] Barak ravid, “Striking Foreign Ministry Staff to Hold Marathon Talks With Finance Min.,” Mar 25, 2014, Haaretz,网址:https://www.haaretz.com/.premium-fm-strikers-to-hold-talks-1.5339083上网时间:2019年11月9日。
[8] 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9] 同注释1,第143页。
[10] 佐藤庆幸:《官僚社会学》,朴玉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6-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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